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

作者:风俗习惯

民俗文化保护与民俗学研究

——以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建设性破坏为例

这是2001年写的一篇文章,曾在2001年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召开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年会上发表,后收入在日本、台湾和大陆出版的论文集。文中引入的个案,也许对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城镇、村落文化的保护有启发意义,发表于此,请大家批评。

一、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

《中国民俗》网站(www.chinesefolklore.com)自1999年开通之后,一直关心中国民俗文化保护问题。在网站栏目《大槐树夜话》、《民俗话题》、《特别推出》中,民俗文化的保护一直是网站关注的热点之一。

有心的读者大概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民俗》网站上,曾不止一次地刊载过关于城市建设中的古建筑遭破坏和呼吁民俗文化保护的文章,其中有关北京城市建设中暴露出来的古建筑和民俗文化保护的文章就有好几篇。还有关于定海古城被毁、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江西流坑、苏州周庄村落保护的文章。此举的初衷是希望引起各方对民俗文化保护的关注,展开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与民俗文化保护的热点问题的讨论。《中国民俗》网站还为此召开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

去年八月,有幸读到冯骥才先生的大著《抢救老街》,讲天津古街估衣街的命运。我被作家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和及时有效的抢救行动感动了。书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真情,震撼人心。《中国民俗》网站曾经向读者推荐过这本书,希望每个有志于民俗文化保护的学人,认真读一读,也许会受到诸多的启发,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因为《抢救老街》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化保护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切实的行动。当天津具有600多年历史的估衣街及一大批老字号,在拆迁令下达后,就将毁于一旦时,冯骥才先生得知后,马上投入抢救行动。一批抢救文物的志愿者集中在他的麾下,他们像得到战时动员令一样,通过文字记录、照相、录像等手段,进行及时的抢救。同时呈请天津市各级政府,呼吁保护估衣街这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

谁都知道文物是不能再生的,民俗文物也是如此。道理似乎浅显到不能再浅显。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珍贵的民俗文物在一天天消失。当北京的古都风貌被破坏殆尽时,城市建设和规划者们还在不断地强调保护古都风貌,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同样在全国各地,类似的情况也在不断发生,新闻媒体时有报道,面对政府行为的不可抗拒,文物部门的麻木不仁,开发商的见利忘义,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前不久新闻报道:一位法国的画家住在北京的胡同的四合院里,每天去做胡同写生。没多久,他写生过的胡同出现了高楼大厦,人们感叹是这位法国画家保护了北京的胡同文化;北京胡同的门墩是一位日本人拍摄的,出了厚厚一本画册,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外国人在抢救中国的民俗文化,而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熟视无睹,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该是我们觉醒的时候了。

保护优秀的民俗文化是民族觉醒的标志,国家有文物部门,更应该作出表率。文物管理不是挂牌子、守摊子的工作,像天津估衣街上的老字号谦祥益、瑞蚨祥,都是挂了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的,但当整个估衣街将要拆除时,文物部门却漠不关心。正如冯先生在文章中说的:"这些事本来都应当由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的。但文化和文物部门鲜见人至。拆除之前根本没有文化调查,数十年来也没有做过实地考察。这一宗浩大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被废置着。但偏偏又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保护单位无保护,甚至根本不知为何物,如今那牌子则更无意义。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哀!我请摄影家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拍照下来。在我的感受中,世界上再没有一快牌子如此的尴尬与无奈了。"冯先生的文章所讲的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正是文物部门有时在有意无意地破坏文物,这也是事实。

有人将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目前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传统对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束缚和障碍,他们不懂得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有选择的加以利用和改造。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外来文化好比是阳光、雨露和水分,它只有通过根的作用才能变成有用的营养。所以对于传统民俗文化这一民族文化的根,应该采取扶植,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的消失势不可当,在这种形势下,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尤其显得重要。

我们都知道,旧的一去不复返,民俗文物不能复生。除旧布新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但任何的新生民俗只有和传统相结合,才会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新文化的产生,包括新民俗文化的产生,也只有和传统相结合,才能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也是文化传播规律证明了的。那些有文物价值的东西是历史和智慧的结晶,毁之可惜,保存它们就是保存了历史。

对民俗文物可不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保护措施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毁了重建的例子,这就像冯骥才先生讲的"这好比老太太没了,找来巩莉扮演老太太,漂亮是漂亮了,可不是你奶奶了。"我们对祖先留下的遗产能不能手下留点情。如果开发商觉得所要开发的地区确确是寸土寸金,能不能做保护性开发,避免破坏性开发的发生。将古建筑搬迁复原,用文字、照相、录像做全方位的考察记录,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国,民俗文物宝库丰富多彩。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文物)又是很脆弱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保护生态环境一样,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建立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建立中国自己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当我们打破头申请联合国遗产目录时,我们应该回过头看看我们身后留下了什么?是良好的保护还是疮痍满目的民俗文化废墟。

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很重视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的保护,建立相应的保护组织,并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并通过弘扬民族文化,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国家立法保护,民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难免遭受灭顶之灾。

二、中国城市破坏性建设的个案举证

1、 天津估衣街拯救过程和它的毁灭

1999年12月9日,天津作家冯骥才得知津门最古老的商业街即将拆除。

天津估衣街是作为商埠的天津最久远的文化街区。街上名店林立,而且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化保护单位。估衣街本身亦是文物保护单位。铜质的保护标志牌就固定在估衣街西口的墙壁上。这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支柱性的文物街区,就要拆除。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拆迁指挥部于12月8日发布的《致红桥区大胡同拆迁居民的公开信》表明,这一文化街区的拆除,是很难动摇的"政府行为"。公开信和紧随其后张贴街头的布告中明确写着:

(1)动迁地区

"东起金钟桥大街西侧,西至北门外大街东侧,南至北马路北侧,北至南运河南路。凡坐落在拆除范围内的住宅与非住宅房屋,均予拆除。"

估人街处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难逃厄运。

(2)动迁时间

动迁分两批,居民住宅由1999年12月12日至2000年1月10日。公建单位由2000年2月21日至3月1日。"为保证现场安全,适时停水、停电、停煤气、停电话通讯、停有线电视。逾期拒绝搬迁的。将依法裁决,直至强制搬迁。"

这是拆迁者的铁的手腕。

位于估衣街的文保单位谦祥益,原是山东章邱人孟昭斌(字乃全)兴办的绸缎庄。1917年建成。为中西合壁的三层楼宇,飞檐连栋,四壁雕梁,气势恢弘。外墙的下半部分为清水墙,以津地著名油砖刻为饰;下半部分采用精美繁复的铁花护栏。显示了租界的入侵文化对天津本土文化的有力影响,也体现了作为主体的天津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两部分不谐调地"拼接"起来,恰恰显示外来文化秃兀而入,与本土文化相冲突-这是天津独有的历史层面上的精神特征。该建筑内部保存非常完整。木质的檐板、楼梯、廊柱,一律雕镂精工。凸面贴全,古色古香,优美之极,而且毫无破损,保持原有的气质与风貌。有些局部细节,如门旁右上角阴刻石雕兰花,如墨笔写意,刀法精熟,线条舒畅,堪称艺术精品,保存又十分完好。谦祥益历经八十年,遭遇"文革",却奇迹般风姿依旧地保存至今。拆迁人员估算楼中檁柁门窗等等木料的总价值。据说其中一家要买下这座3400平方建筑的全部木料,出价十五万。这便是历史文化在现代化改造中的最真实的"价值"了!

动迁令于12月8日发布,12月12日就要开始搬迁,中间只有四天。但估衣街在天津城市历史和未来有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意义。12月10日,天津《今晚报》一版发表了报道,题为《百年豪华建筑临灭顶之灾》,还配发一帧谦祥益的照片。姜维群以笔名"将为"发表专论《留住天津的历史》。当日这条消息遂成为津门各界人士与百姓关注焦点。

11日冯冀才写信给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先生,并附上加急放大的谦祥益等处的彩色照片十帧,请市长关注此事。李盛霖市长重视文物保护,一年前将正在建房的大直沽遗址(即天津城市发源地)买下,停止开发,进行保护-这一决定实施的意义,是保住了大津的城市胎记。政府如此坚定地保护文化遗存,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同日,《今晚报》记者驰电追问市拆迁办公室。答复是谦祥益不能拆。于是12日《今晚报》又发出消息为《市拆迁办说不能拆》。舆论开始朝着有利于谦祥益的保护一面倾斜。

然而,大胡同动迁工作已经开始。想从这快速起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极小。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迟,也来得猝不及防。但是,不能听凭历时六百年的一条古街,在民工们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荡然失去。

12月16日冯骥才召集有志于城市文化保护之志愿者。决定做四方面工作:l、邀请专业摄像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2、拍摄照片。在对估衣街仔细的文化搜寻中,将所有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像机的底片上。3、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4、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尽可能挽留估衣街的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这一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有五位,即李健新、段新培、宗勇谋、田丕津和王勇则。李健新侧重全面考察与访谈,王勇则集中做访谈,段新培和宗勇谋的主要工作是拍照,同时注意文物的收集,如需购买,就由冯冀才个人掏钱。原则是,不惜重金,也要把东西留下来,不留遗憾。此外,田丕津负责电视录像。冯对他们的要求是: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

经过半个月努力,收效显著。王勇刚和李健新所做的口述实录,颇见成果,被访谈者对估衣街生活极为生动而珍贵的回忆内容,都是以往文字史不曾见到的,它无疑会使那些史籍中的记述变得有血有肉和立体化起来。段新培和宗勇谋的拍照成绩巨大。他们几乎是挨门逐户,深入认真细致,许多照片干脆都是发现性的记录。他们进行的速度很快,又有条不紊。每帧照片都附有文字档案,记下具体的地点,包括街巷名称与门牌号码,还有考察中得到的相关细节。田丕津已经请到电视台专业摄像师将估衣街完整拍摄下来。由于动手迅疾,与动迁人员抢夺时间,使原生态的估衣街活生生地销定在录相带上。现在放看录相带,便发现上面许多街面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志愿者在各自工作中,都没有忘记寻觅与收集相关文物。因为此间估衣街一带的居民的搬迁已然全面开始。拆除工作紧随其后。几乎是搬空一处就拆除一处。志愿者便以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在拆房民工的大锤下将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存抢救下来。

对天津总商会遗址情有独钟的李健新,从该遗址的第七号院,抢救下来两处门楣处的砖雕和房屋托檐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二百斤,上有文字图案,应属罕见之物;砖雕为博古图案,朴厚凝重,臌亨饱满,具有老商业建筑的审美特征。总商会的前身为当行公所,该房建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民国初年重修。从风格判断,这些砖雕与瑞蚨祥相同,应属民国初年重修时装饰上去的。应为天津砖雕鼎盛期的精品。

此外,李健新在穿街人巷的考察中,还访得两块嵌墙碑,都在归贾胡同42号居民户内。一块在楼下,即《天津鲜货商研究所章程碑》,一块在二楼居民房舍内《天津干鲜果品同业公会会长刘芳圃功德碑》。此乃十分难得和第一手的天津古代商业史料。

另一块牌则发现在范店胡同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经搬走,满地垃圾。这块牌可能为这居民户所藏,因石碑过重,搬迁不便,就丢弃在这里。这石碑为长方形,长二尺,宽一尺半,

采用罕见之绿石,质甚坚硬。虽然雕刻较浅,字口却十分清晰。此碑是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内容为两家会馆相约保证中间通道之通畅。字数不多,却显示了估衣街繁华时间寸土寸金的景象。此碑立于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应是庚子之变(1900年)前估衣街兴隆之见证。发现此碑者为摄影家段新培与宗勇谋。

此次文物收获中,以牌匾居多,应属商业街区之必然。估衣街的牌匾。多属门上的砖刻。所用大块青灰方砖一个字一块砖,颇具气势,并与建筑浑然一体,落落大方。这也正是天津建筑的地方特色。尤其清末民初为砖刻艺人马顺清等声名正隆之时,津门大户,夸富斗豪,竞相建房,多用砖刻为饰。商家的砖刻牌匾也就应运而生。至于店铺竖立着的招牌便是木刻漆面的了。这次发现的"福盛东洋贸栏杆庄",原为一家店铺用做为地板,铺钉在地,字面朝下,从不得知。这次拆房时发现。涂面已见粉化,但字迹饱满丰润,刀法纯熟老到。这"栏杆"二字经张仲考查,为女人服饰上的花边。应为明代的刀法。由此可见估衣街商业的源远流长。

然而,这些事本来都应由当地区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的。但文化与文物部门鲜见人至。拆除之前根本没有文化调查,数十年来也没有做过实地考察。这一宗浩大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废置着。但偏偏又挂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保护单位无保护,甚至根本不知为何物,如今那牌子则更无意义。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哀!

12月26日谦祥益的经理赵为国再次接到拆迁通知。通知上说明,到时停电停水,违者依法处置的词句。威胁再度压来。

同日,市长李盛霖到估衣街,并入老店谦祥益视察。此后(12月29日),副市长王德惠与规划局长也视察估衣街。王德惠副市长也一直支持并尊重冯骥才先生有关城市文化保护的意见。此后,民间流传说法很多。有说照拆不误;有说领导讲了,冯骥才再说保护,就叫他出钱;有说谦祥益、瑞蚨祥等几处不拆,其余全拆;有说规划变了,估衣街不动了。纷纭杂乱,莫衷一是。至此之日,估衣街存亡之消息,一日忽好忽坏,有如八月天气,时阴时晴。忽而阴云满天,不见光明,忽见天开一隙,心头照来一点明媚。

1月7日冯骥才写成一篇长文《老街的意义》。述及估衣街的缘起、经历,在城市史中的意义,以及它的未来价值。l月19日在《今晚报》上刊出。

l月28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出王燕琦采访冯骥才的报道《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同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要闻"播出该条报道。这一消息,影响津门上下,泛及百姓。

1月20日冯骥才开始策划明信片。一套五枚,亲自为每一份明信片书写对联。例举其三,如:

"古街更比当年美,老店不减昔日雄。"

"风雨街上过,岁月楼中存。"

"不离不弃斯史永继,莫失莫忘此物恒昌、"

后一联,借用《红楼梦》关于金锁与玉佩上的词句。

冯骥才想用明信片签名发行方式,引起民众对估衣街命运的关心。

此时已近年尾,拆迁的民工多回家过年,拆迁暂时中止。但按原计划,公建房(即街两旁的店铺建筑)应于2月20目动迁。志愿者必需抓紧春节这短短一段时间,再作出最后的努力。

正月十三日(2月17日)冯骥才奔赴估衣街,在总商会七号院被拆除后的瓦砾堆上接受采访。尽管冯讲了那么多必须保护的道理和深切的愿望,却感到自己脚下己然是已毁灭了的历史的尸体。从七号院走出来,胡同已是瓦砾成堆、两边的墙垣一半被推倒,倾覆在胡同里。冯对段新培说"把这里拍下来。我们应该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一代把它变成了垃圾!"此刻冯骥才忽然想到,后天的明信片签名不是一次对估衣街的悲壮的绝诀吧?

这时,报纸碍于动迁估衣街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便多加涉及。

虽然经过志愿者的努力,对估衣街原来的动迁计划,产生一定的动摇,但是否能整体地保护住估衣街,依旧没根没底,但是他们还要做好另一件事,便是把这次抢救的果实,收结起来编一本《抢救老街》,那就是无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这本书的本身都永远会是一个沉甸甸的收获。

2月20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估衣街拆迁一事,呼吁城改对文物要手下留情。2月21日,估衣街忽传出消息来,说当地百姓与商家沿街贴出大标语。如"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商业发祥地,龙脉不可动"、"保留古迹,不愧天津人民"、'红木家具不能变组合"等。围观者甚多。百姓起来捍卫自己的文化,此在中国当代乃是首次。虽然媒体上没有任间报道,但它的意义却是重大和深远的。它所显示的范围远远超出天津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文明的觉醒与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

此后近一个月,估衣街没有很大动静。街两旁的民居依旧在一片片地拆除,很快化为瓦砾;而沿街的铺面却似乎处于一种等待,亦是一种期待。说拆或说留—两种说法皆在街上传来传去,依然是扑朔迷离。这期间,只是《光明日报》发表一则消息,说国家文物局与建设部准备对估衣街拆迁情况进行调查。一时,这消息的复印件便像传单一样在估衣街商家手中流传开来。但过不多日,人们不见调查行动,又觉得这复印的纸片轻飘飘,没打多大份量。

冯骥才在2000年召开的两会"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做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首都多报纸刊载了他的观点。天津的《今晚报》也从网上下载了这次发言的摘要。这时,北京一位记者从建设部获知天津有关方面已然行文,表示对估衣街要进行保护性改造的措施。这真是事件有了一种交节换季般的转变。

3月16日市文化局通知,副市长王德惠主持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建委、规划局、红桥区政府等有关部门也列席参加。这次会议给人的感受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保护性改造与建设性破坏正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说法、两种观念和两种立场。王德惠副市长表示估衣街动迁引起的社会各界与津门百姓的关切,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与责任。他诚恳希望专家学者们提出各自的看法。承接制定这一改造方案的华汇公司的建筑师欧阳植先生陈述了方案内容。这家公司有相当高的知识层次以及在城市观念方面具有很强的前沿性。他们的方案的立足重点是保护。而且把保护的视野放在了整个街区。包括这一古街的位置、街貌、重点古建、以及有价值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把一些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古建,按照历史照片重新修改回来(如瑞扶祥)的想法。这个方案的文化含金量高,有很高的学术依据,借鉴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保护的措施,不仅保住整体面貌和原有的精华,又给历史街区增加了活力,具有前瞻性。改造方案把时代风格确定为民国初年,十分符合估衣街的历史实情。

在这个会上,专家学者的看法非常一致。同时开发商与红桥区政府又都表示支持专家们的意见。至此,估衣街的命运才算危转安,起死回生。一方面是它六百年的高龄,寿长德高,命不该绝,一方面则是这一代人-由上到下,由官到民在文化上开始觉醒,这才使它老根幸存,必施惠于津门之未来。①1

然而,后来传来的消息令人失望,估衣街的抢救工程虽然激动人心,但最终它还是寿终正寝,遭遇毁灭。其中的原因也不必去追究了,当开发商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天津留下的不仅仅是遗憾,而是一种当政者的耻辱。

上面的文字是从冯骥才先生的《抢救老街纪实》删节复制下来的,人称也坐了改变。作为一种史实的介绍,希望冯先生能理解我的做法。

估衣街的命运是可悲的,它的惨遭厄运,使我们看到了政府行为的不可抗拒和文物保护的乏力。人们形象的比喻现在的中国是一片大的工地,特别是城市化加剧的今天,旧城改造,更是危及民俗文化最严重的地区。天津估衣街的毁灭就是一个典型,而且类似的事情在经常发生。

2、 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悲惨命运与北京四合院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平安大街宽街向南一百余米,一张醒目的盖有"北京市王开建业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的拆房公告贴在了美术馆后街22号的灰砖墙上,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公告声明,为在“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2号、山老胡同17号、33号进行的综合楼项目”,该地区住户及商业单位"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美术馆后街22号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赵紫宸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房屋现今的主人。八十二岁的赵景心老人退休前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曾经参与两航起义,从香港驾机回归。

此前,美术馆后街22号是否应被拆除一事,早已引得社会各界聚讼纷纭。2000年,这个院落曾因平安大街建设一度面临危险,2001年,“北京王开建业拆迁公司”又以"我单位综合楼建设”为由再度发出动迁令。这一行为遭到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联名抗议。1998年5月17日,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六位学者联名呼吁:“近日,受平安大街拆迁工作牵连,一处有巨大价值的小四合院面临彻底拆毁的危险,取代它的将是一座现代商业楼。……房地产商借口此院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保护价值,企图强行拆除。目前,事态仍在向前发展。”1999年11月9日, 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等七位学者再次联名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此后,《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作出反应,呼吁“拯救美术馆后街22号”。北京其他的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每一朝代都留下了风格迥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四合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四合院,老北京人也称为“四合房”,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合围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北京的四合院历经风雨,发生了许多变化,无论是建筑与功能都在演变之中。然而,1990年至1998年,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共拆除老房子42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四合院,并且不乏保护完好者,许多被拆除的四合院构造之精美、质量之坚固,令拆迁工人都啧啧称奇。在用“危机”两个字来描绘北京四合院的总体状况时,许多建筑学家、规划学家、历史学家不无痛惜,不无辛酸。他们说,我们在四合院文化已经被如此大肆破坏的前提下,再谈四合院的保护问题,不能不让人有“亡羊补牢”之感。近几年来,被疯狂拆除的各个年代的四合院,无论从建筑结构、保存形态,还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其中有许多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如今北京东岳庙山门被拆掉了,观音院过街楼和粤东新馆被拆掉了,余叔岩故居和尚小云故居也被拆掉了。尽管北京市有关领导一再强调,在保护和发展发生矛盾时,发展要让位于保护。而某些房地产开发商仍利令智昏,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王世仁提出,能否不再对我们现有的北京四合院大动干戈,而是进行“标本化”保存?内中不无尴尬和无奈。他说,北京四合院从用地不经济、功能不合理等方面讲,已经同经济建设发生较大的冲突,但是,它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记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建筑艺术品,我们无权将它一铲而光,有必要、有义务将它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强调,北京作为世界文明古都,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则是面积更为广阔的居民区,是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便不是北京。试想,绝大部分的胡同和四合院消失了,你还能找到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吗?还有什么故事可说吗?北京充其量是香港、东京、纽约的翻版,而北京的民族传统、自我个性、地方特点、人文价值、光辉历史,都将统统化为乌有。”

北京四合院,存在还是毁灭?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不容人忽视和回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保存北京明清古城,在北京城西另建新城。可惜这个设想未被采纳,北京古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史上饮恨永远的一大痛事。②

遗憾的是美术馆后街22号最终还是难逃劫运。应该说面对大量民居的厄运,专家学者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呼吁在政府行为和房地产开发商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他们只好面对苍天,发出感叹,于无奈中表达哀思。

美术馆后街22号也许不是顶尖的文物保护对象,但北京已被拆除的大量的古建筑,象北京的城墙,许多的名人故居、会馆、寺庙不也是被拆除了吗,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如此被重伤和毁坏,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可以拆除呢,着也是上行下效的效应。

3、 定海古城惨遭覆没

 谁也不怀疑北京是文化名城,也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新闻媒体近几年不断传来消息:河南安阳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古城被拦腰截断;湖北襄樊千年城墙一夜之间夷为平地;福建的三坊七巷民居建筑名存实亡;贵州遵义会址旧址只剩孤零零的一个会议楼......

  随着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热潮的兴起,近几年来,中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历时近一年的中国首例百姓状告政府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政诉讼案,引起了建筑界、法学界专家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众多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1999年7月18日,因定海事件引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法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急切地呼吁: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位于浙东的定海是仅次于虎门的又一抗英战场,这里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血战。在惨烈的巷战中,一日内,葛云飞、王锡明、郑国鸿三名总兵壮烈牺牲。

  英国侵略者攻入定海后,他们面对这座被战火摧残过的小城,由衷地赞叹:"天哪!简直是一个花园。"一个随军医生为这美景所吸引,在日记中绘下了定海的街巷。就在3年前,定海古城中的很多街巷还可以与一个半世纪前所绘的图画相印证。历史以独特的方式把文化积淀在定海深宅连片的里弄里,这里的许多民居的建筑风格,既保留有汉文化传统,又吸纳了西洋石木结构的建筑特色。

  此外,定海还是近代民族工商业和外贸史上名扬海内外的宁波商帮的发祥地。朱葆三、刘鸿生、刘显哉、安子介等人的祖居、故居都在这里。

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老城区和名人故居,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991年将舟山市列为浙江

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然而现在,这座"花园"已经"拆了!都拆了!"只剩下一片片瓦砾和废墟中摇曳的荒草。

定海古城是怎样被拆的呢?亲历"第二次定海保卫战"的某报记者文广说。"这桩我国首例百姓为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状告政府违法的行政诉讼案应载入史册。"

  他说"我去年7月到定海的时候,旧城区中的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东管庙弄等街道上的许多连成片的深宅大院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一座座玻璃幕墙或瓷砖外装修的高楼,把好端端的文化古城搞得面目皆非。"文广回忆说,"这就是舟山市政府'旧城改造'的结果。"

  眼看着大片大片的传统民居和历史街区被推倒铲平,剩下的也被搞得支离破碎,舟山市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不断呼吁,但仍挡不住旧城改造的浪潮。直到两栋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蓝府和刘家大院面临被毁之际,人们终于无法容忍了。以产权人为首的十几名百姓联合起来,愤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政府违反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法规。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  刘家大院为清末宁波商帮重要人物之一的刘显哉所造。根据《文物保护法》,其中发现的大量文物史料及蕴涵着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相当层次和等级,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对象。

  开始,诉状递交到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却说"这事(指拆毁历史街区)是市里‘五套班子'(五套班子系指党、政府、人大、政协等——引者)定的,你们不要闹了,告也告不赢,我们也不会受理!"原告律师问:"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法院有独立审判的权利?"这位负责人说:"这是中国特色嘛!"

  原告的诉状经该市中院"审查"后被推出门外,不予受理。1999年7月9日,原告又把诉状拿到定海区法院申请立案。对于原告律师提出的,由于此案涉及历史建筑,一旦拆毁便无法再生,即便是照原样重建,其内涵的历史文化和建筑科学艺术信息也要丢失的诉讼保全申请,定海法院未予采纳。

  1999年7月12日,老街区的墙上出现了定海区法院的公告,限拆迁户居民两天之内搬走,否则法院将强制执行。此时,一审尚未开庭。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得知此事,发出了"刀下留城"的呐喊,一致要求浙江省舟山市立即停止拆迁工作。随即,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亦联合发文,对拆迁行为"责令舟山立即停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以最快的速度,于7月25日批准通过了《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给濒临毁灭的历史名城提供法律的屏障。

  8月25日,定海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审案过程中,法庭表现明显偏袒政府方面,甚至在舟山市文物保护办公室主任方贤忠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市政府某领导人出面强迫当地文物部门制造伪证时,被告律师竟然威胁他。而庭长竟也默认,一审在休庭仅10余分钟便草草宣判原告败诉,原告不服,上诉至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开庭的时间是2000年3月20日。法庭上,被诉方有恃无恐地拿出在一审已被上诉方揭穿的伪证---舟山市政府某官员以行政权力强行要求市文管办照抄、打印、盖章炮制的所谓"证明"提交法庭。当上诉方律师再次揭穿这个伪证时,被上诉方律师竟又威胁说文管办主任方贤忠擅自向外泄露机密,违反了有关公务员纪律的法规而应予追究。

  虽然有人员曾乐观地表示上诉方律师在庭辩中有理有据,但5月14日送达到原告的行政判决书却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天下午,刘宅便被强制拆掉了。③

有人认为定海古城的消失完全是政府行为所致,其实不尽然,因为在面临定海古城将被拆除时,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曾出面制止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但定海市政府和法院相互勾结,一意孤行,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政府和文物部门将自己应该保护的文物价值的判断交给了房地产开发商,交给了唯利是图的人,甚至互相勾结,这是一种严重的玩忽职守知法犯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追究。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角度,他们却成了历史的罪人。

4、应该保护的村落文化——中华千古第一村——流坑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中国究竟有多少民俗文化财产(包括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需要抢救和保护,谁也说不清。因为至今也没有哪个部门对民俗文化财进行过考察和统计。近几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地都关心地方民俗文化财的命运,也曾做过一些咨询。我还和地方的学者讨论,能不能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民俗文化财保护目录?并请他们提供资料。各地的学者对这一设想积极支持,因为他们在基层工作,对那里的民俗文化财那些需要保护、抢救胸有成竹。可以很快给你开列出名单来。他们也在忧心忡忡,面对民俗文化财在经济大朝中的飞速消失束手无策,希望有志之士加以援手。可见学者们的担忧是共同的。

但是民俗文化财的保护又恰恰是被许多人遗忘的角落。1999年我曾经到过江西赣南的一个村落——流坑,进行考察。这次到那里与其说是考察,不如说是凭弔。因为这一古老的村落所体现出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令人震惊,但它的命运却岌岌可危。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还在完好地保存着,居民们还和以往一样在那里生活。但谁能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冲击,这座古老的村落还能支撑多久?如不及时加以抢救和保护,居民自己也会改变它的面貌,那就难逃厄运了。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下面介绍流坑村的情况。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1) 流坑的历史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的乐安县,出县城32公里至牛田镇,沿乌江前行,几经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前边既是流坑古村。全村占地面积3、61平方公里,居住着800余户人家,4000余人,村民多为董姓,远祖可追至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宰相董晋。历史上总共出进士32名,文武状元各1名,举人100多名,宋、明两朝尤为鼎盛。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  唐朝末年,宰相董晋的后裔董清然从安徽进入江西。南唐昇元年间,其孙董合率家来到流坑。是因为这块美丽的河谷地,还是这湾碧绿的瓯江迎合了人们择水而居的生存经验,他们停止迁徙的脚步,在此生息繁衍。流坑董氏的兴旺缘于董文广。五代十国纷乱局面结束,社会稳定。董文广以家族资财大兴教育,倡导以读书求闻达,顺应了宋代重文轻武的潮流,很快结出硕果。"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是南宋文天祥《谢恩表》里的句子,引用的是仁宗明道三年(1034)流坑董氏五子联科的典故。解元四举、五举、六子联科,七子联科,此类盛事在流坑时有发生,这个庞大的家族,确认了以读书入科宦,以科宦扩田产、固宗族的生存方式。

  南宋末年,元军攻临安城,文天祥在赣州组织武装万余人勤王,流坑董氏愤起参与,汇入抗元阵容。兵败后,流坑被毁,族人流散,田地荒芜,加上元代八十多年,竟有三十年不兴科举,这个繁华的家族,在元代骤然暗淡下来。

  流坑董氏的重新崛起在明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劫难,流坑人重新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村中26所书院步履纷沓,心斋、雪峰、蓉山三大书院远近闻名,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流坑的空间回响交织,形成浓郁的儒学氛围。为表彰董琰任翰林院编修,参与编撰《永乐大典》而修建的翰林楼耸立在村中贤伯巷东头,也耸立在流坑人心里。以文载道成为流坑人奋斗的目标。此时流坑董氏的文化素质与境界渐趋极致,著书立说形成风尚。董极著有《私淑录》;董琰兄弟著有《司业子庄集》、《幼诵诗集》、《周易订疑》、《杜工部诗选注》等,董时望著有《雪峰集》;董燧著有《蓉山全集》、《圆通答问》、《五经问答》等,可谓五彩缤纷,色泽斑斓。

  明代,流坑开始建宗祠,不断修撰族谱,在家族的约束力中增进儒家学理凝聚族人,以心学的弘扬给族人注入了存理去欲、修齐治平的生机。"以德行为本","先立其大为宗","辅以血脉以禅于无穷",家族的维系开始超越原始阶段,进入到理性的境界。南京刑部郎中董燧辞官回乡后,着手规划改建全村的整体布局,"建筑按风水学考虑外,还依据周礼的规定布局"(郑孝夑语),族人按房派支系分区而居,与各房派的宗祠结合在一起。为教化和约束族人,流坑董氏的族规日趋完善,至明代嘉靖时,经董燧之手,将流坑历年族规规范化,成为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一个典型。

民俗文化保护——民俗学者的责任。  清代,流坑董氏科举衰落,据传族人董光乾屡试不止,99岁被钦赐进士出身,村中多人终老考场,家族昔日那种兰桂齐芳的兴旺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然而,明代后期逐渐兴起的竹木贸易,使流坑步入它又一次昌盛。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至清代前期,已被流坑董氏垄断,村里出现行业组织——木纲会,经营范围涉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成为著名的"江右帮"的组成部分。族里爆发富商数十个,个人的资本额竟达上千白银。董氏商贾以"大启土宇"、"高堂华构"和买山置田,以及捐官鬻爵在流坑历史上画上重重的一笔。

  古村的繁华随岁月的动荡消弭,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焚毁的大宗祠瓦砾遍地,五根残存的石柱直指天穹,昭示着绵延千年的董氏宗族行将瓦解。流坑的败落是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理学思想所具有的封闭、保守、僵化特征。但流坑经世代人的刻苦经营与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涌现了那么多的进士和知名人士,创造了庞大壮观、富有文化气息的村庄,并长期把它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奇迹。

  岁月斑驳,容雍华丽的雕梁画栋,暗淡了高楼低宅的青砖灰瓦,流坑以方正划一、俨若棋盘的整体布局,储存着昔日家族的显赫与辉煌,以铁笔银钩、挥洒自如的楹联匾额,顽强地低吟文事昌盛的往事。这座始建于五代,兴起于宋代,衰微于元代,繁荣于明代,败落于晚清、民国之际的古村,其"延续时间之长,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之高,建筑艺术之美,保存之完整、文化内涵之丰富,恐怕是国内其他地区的古村所不能比拟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语)。

(2)流坑的建筑艺术

  千余年的风雨,千余年的沧桑,流坑古村依然盘亘在东华山怀抱。山青青,水悠悠,古村民居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至今尚保存着明代建筑19处,清代建筑250余处,那鳞次栉比的高楼低宅,井然有序的纵横街巷超越了时空的沟壑,成为恒久的存在。

  两宋之世,流坑科宦如云,其故里该是何等荣耀。可惜,古村几经兵燹战乱,宋代建筑除村西南角那幢为纪念董德元召廷试对,恩赐第一名而建造的状元楼,便无迹可寻了。

  明朝嘉靖年间,南京刑部郎中董燧辞官归故里,利用宋、元前期的基础,对村落进行了全面规划和整治。他仿照唐、宋时期城邑的里坊制度,从东到西开辟了七条横巷,从南到北设置了一条直巷,每巷首尾都建造有巷门望楼,以关锁防御。族人按房派支系分区分巷居住,居住以后又与各房派宗祠结合在一起。全族大宗祠建于村庄的左前方,其他宫观庙宇建于村庄的外围。在村西挖掘长湖,将全村的天然雨水与生活用水从东到西引入湖中,再将湖水与乌江相贯通,全村为水所围,既形成山环水抱的佳境,又使流坑好似一座严整的城池。

  民宅建筑是古流坑村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董燧不仅规划了全村的改建蓝图,而且按照当时的官邸的格局,在中巷设计构筑了18幢住宅群,历经数百年沧桑,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两幢住宅。现有古建筑群,内部设计精巧,正门都开在右手前侧,入门即见天井照壁,天井上方为厅堂,厅堂两侧为厢房。在品字形厅堂歇息,观赏镶嵌在照壁之上的绘画雕塑,心旷神怡。

  流坑住宅的形状与结构,是中国近古时代江南民居的典型,清一色的青砖灰瓦,大方朴实,高峻的马头墙仰天而起,气宇轩昂。流坑民居以平面布局可分为日字形、H形、倒凹字形和口字形,装饰多以木雕、砖雕、石雕、木刻、石刻、彩绘等,堪称艺术的殿堂。

  走进流坑,便走进了古老。那一条条卵石铺就的街巷,演绎出流坑人500多年来耕读,500年农商的历史。那一幢幢斑驳的宅院,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和沧桑。在古村留连,是追寻历史时空和人文精神的基本形式,一个古老的感觉在心里缓缓复苏,透过时空隧道,人们感悟历史,感悟灿烂的文化。

(3)流坑的雕刻匾额

  一位专家在参观流坑后,第一句话便是"相见恨晚"。

  在流坑,牌楼祠堂,数以百计的屋宇,堂上有匾,门旁有联,据粗略统计,全村现存木匾170余块,墙匾250余块,楹联100多幅。

  古代的流坑,文教发达,科甲联芳,仕宦辈出,许多名人为流坑撰写文章,赠送诗词,书题匾联,如王安石、曾巩、朱熹、文天祥等数十位文人和显要都在流坑留下墨宝。有些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楹联与匾额对于流坑人,不止是一种艺术,而且成为潜在的力量。南宋绍光十八年,董德元"廷对遂魁天下",特敕"第一甲第一人",同科进士朱熹为董德元书写"状元楼"匾额,多少年来流坑人一直崇拜显达。明代董琰任翰林院编修,董氏家族为其建造"翰林楼",上嵌大学士、三朝宰辅杨士奇为其写的"少司成第"匾额,及"书封天子诏,当代帝王师"联,江西名宦金幼孜所书"国史总裁,望重一时锁达,英才乐育,名高天下宗师"鼓励流坑人著书立说的风尚。

  明代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罗洪先,为刑部郎中董燧题写的"高明广大"坊额及"文章辉列宿,冠冕重南州"对联,吏部尚书曾同亨题赠的"理学名家"匾额高悬于董燧的居所,在流坑类似的匾额随处可见。

(4)流坑的民俗风情

  流坑的民俗风情和古老的历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代初年流坑建起第一座祠堂,到万历年间,全村已有分祠26座。这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家族,以儒家理学成分增进宗族的凝聚力,以心学的弘扬给宗族注入了存理去欲、修齐治平的生机,几百年来,祭祖活动相沿成俗,成为族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今村中还散落着50多座旧祠。家家户户的厅堂里都设有神龛,每月的初一、十五早晨,村民燃放一小挂鞭炮,敲击小铜铃,给神龛上供,虔诚祈祷。是时,村内炮仗声此起彼伏,成为一道风景线。

  何杨神是流坑人信仰的主神,传说流坑村宋代的祖先董敦逸出使契丹国,契丹国王逼董夜读皇陵碑,姓何、姓杨的两位忠臣的英灵招来荧火虫帮助董背熟碑文,得以完成使命。董为报答何、杨,遂在村中的神庙里摆设神像,供村民祭拜。每年的正月初九夜,夜村人将何杨神像从神殿搬出,遍游各家各户,意为赐福全村。村里还有其他的神像也可以游村,正月从初二开始一直游到十一日。届时,由四条汉子抬神像,銮驾开道,锣鼓伺候,在村里游走。各家各户香案迎接。

  流坑还保存着古老的傩戏面具。相传宋代御史董敦逸遭奸臣排斥辞官回乡时,将京城盛行的文、武两套傩戏面具与动作描绘成卷,唤僮儿一担挑回流坑。谁知行至江州遇大风浪,只剩下半担武傩在村中传世。傩戏演出时,流坑人身穿蟒靠、彩衣、将傩戏演出得惟妙惟肖。

流坑还有玩灯的习俗。正月十三日出灯,是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灯阵蜿蜒街巷,由四条汉子抬火盆开道,游走村中所有街巷。灯阵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引灯人,手执火烛在晚辈的搀扶下缓缓而行。流坑的灯异彩纷呈,有龙灯、狮子灯、宫灯、纱灯、牌坊灯,灯后都写有横匾和对联。

  往事若烟,历史已经过去,流坑独特的民俗风情却代代流传着。④

介绍完流坑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不能不进入沉思之中。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在中国各地还有许多,有些宅院式的院落,更是民居建筑的精品,像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成为闻名中外的露天民居博物馆。

村落是滋生繁衍民俗文化的土壤,它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民俗文化创造和传承的肥田沃土,远至西安半坡原始社会村落遗址,近到现代村落,村落从来都是养育民俗文化的摇篮。今天我们面对村落的急剧变化,应该担负起认识它、解读它、保护它的责任。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局面不容乐观,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村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曾经在江浙一带农村做民俗考察,亲眼看到那里传统民居已经被现代化的民居所代替,许多富起来的农民,已经将自己的传统住宅推倒重建。我们不能责怪他们,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有权过新的生活,但是从民俗文化保护的角度,我们又不能不做出反省,对那些具有文化价值的民居,应该有目的的去做保护的工作。民居文化不只是房舍建筑,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民俗文化的载体。比如村落的格局、房基的选择,建造仪式、住房分配、居家信仰等等,牵涉到一系列的民俗文化观念。保存有价值的民居建筑,等于保存了村落社会的历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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